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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苦难,关于这些事的细节,我们都永远无法了解了。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分析我们所能利用的所有信息碎片,因为我们非常清楚,相比现有的、基于幸存者提供的证据而对大屠杀行的描述,真正发生在犹太群上的悲剧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在后现代世界中,此类问题的答案很简单;当然是可能的。不仅如此,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集经验的问题,已经有了类似的答案。当同盟国最终攻德国,并发现了集中营,他们努力地对抗每一个了解纳粹暴行的德国人,这成为他们去纳粹化运动(denazification campaign)的一分。德国公共舆论对此的回应人意料:可怜的德国(Armes Deutsd)。2这就是德国在战时犯罪行的消息在德国社会中产生的回响:世界将会因为纳粹党的所作所为而痛恨我们。德国民众中很容易就会产生一受害(victimization),因为这觉,在某意义上,会减轻他们对战争和无数受难者所遭遇之痛苦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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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所有社会中,战争都是一可以创造传说的经历。然而,在东欧、中欧和南欧,战争不断为一些生动的、往往极其可怕的合法叙述提供着素材。关于二战期间,集的、民族的殉史的记忆(确切来说,是一些符号),对于波兰社会在20世纪的自我认知至为重要。1每座城镇都有纪念恐怖行动受害者的圣地,每个家都有其关于决、监禁和放的可怕故事。我们要如何将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这幅图景中?毕竟,耶德瓦布案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;尽它可能是所有波兰人残杀犹太人事件中最极端的案例之一(人们一定希望它就是最极端的,没有之一)。这就促使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:一个拥有独特的集份认同的群,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?

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?

但是,这对互相矛盾的叙述的堆砌,往往会引起冲突和争辩。为了解释这一,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德国发生的一场持久的公共论战,那次论战因一个关于犹太大屠杀中的德国国防军(Vernigskrieg.Verbre der Wehrmacht1941bis1944)的摄影展而起,该展览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主办。每个适龄的德国男都应服役于国防军,(据目前公众的共识)这支军队本不应该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暴行。显然,德国历史学家都知这支军队参与了这些暴行,因此也在他们的研究和著作中如实记录了。尽如此,广大民众并没有好准备来接受这些完全颠覆了他们固有认知的证据。波兰公众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的受害者信不疑,其受害固,在这,他们还能从容地、自然地接受波兰人也该为那段时期各恶行负责的事实吗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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