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(2/2)

晋初五胡的形势，是如此的：

（一）匈。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。

（五）羌。即后汉时叛之余。

（四）氐。氐人本来是居于武都的（即白氐之地，今甘肃成县），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，把他迁徙到关中。

氐、羌都在泾、渭两域。当时的五胡大分是居于的，间或有在外的，亦和边很为接近。其人亦多散民间，从事耕织，然犷悍之气未消，而其族首领，又有野心，想乘时恢复故业的。一旦啸聚起来，“掩不备之人，收散野之积”（江统《徙戎论》语），其势，自又非从外侵之比。所以郭钦、江统等要想乘天初定，用兵力将他们迁回故地。这虽不是民族问题本解决之方，亦不失为政治上一时措置之策，而晋武帝因循不能用。

自秦、汉统一之后，国的兵争既息，用不到人人当兵。若说外征，则因路途窎

（二）羯。史籍上说是匈的别，以居于上党武乡的羯室而得名的（在今山西辽县）。古书上的“”字，不是现在所谓族之义。古书所谓“”或“姓”，其意义，与姓氏或氏族相当。羯人有火葬之俗，与氐、羌同，疑系氐、羌与匈的混，其成分且以氐、羌为多。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，并非匈的一支，因居羯室之地而称羯。

秦、汉时虽有所谓“都尉”，调兵和统率之权，是属于太守的。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，平时并无军队屯聚；一郡的地方太小，亦不足以背叛中央；所以柳宗元说“有叛国而无叛郡”（见其所著《封建论》）。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；即仍称刺史的，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；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，遂成尾大不掉之势。晋武帝知其弊，平吴之后，就令去刺史的兵权，回复其监察之职。然沿袭既久，人心一时难于骤变。平吴之后，不久即起，中央政府，顾不到各地方，仍借各州郡自行镇压，外重之势遂成，迄南朝不能尽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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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鲜卑。《后汉书》说东胡为匈所破，余众分保乌、鲜卑两山，因以为名。事实上，怕亦是以山为族名的。此二山，当在今蒙古东苏克苏鲁，索岳尔济一带。乌桓（编者注：亦作“乌”）在南，鲜卑在北。汉朝招致乌桓，居于上谷、渔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上，以捍御匈。后汉时，北匈败亡，鲜卑徙居其地。其酋檀石槐，曾一时控制今蒙古之地，东接夫余（与句丽同属貉族。其都城，即今吉林的县），西至西域。所以乌和中国，较为接近，而鲜卑则据地较广。曹和袁绍相争时，乌多附袁绍。袁氏既灭，曹袭破之于柳城（汉县，今河凌源县）。乌桓自此式微，而鲜卑则东起辽东，西至今甘肃境，族历历散布，成为五胡中人数最多，分布最广的一族。

乃陈帝创业之始，及文帝末贵乡公事。明帝以面覆床曰：‘若如公言，晋祚复安得远？’”司氏之说可见），自此风气急变。

宋、齐、梁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。加以运祚短促，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。门阀用人之习既成，贵游弟，便好官，富贵吾所自有，朝代变换，这班人却并不更动，遂至“忠君之念已亡，保家之念弥切”（说本《南史·褚渊传论》）。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，国家观念，本不甚发达；五胡华，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，尚未能发扬光大；政治上的纲纪，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，而其颓败又如此，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