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二章(5/7)

转的迹象。

而迹象是反面的，包围的“公民”更多、更嚣张。冯玉祥、王怀庆提辞呈。黎元洪请与直系一向接近、闲居在京的张怀芝将辞呈退回，冯、王拒而不受，并且现了一件古今中外所无的怪事：陆军第十一师——由十六混成旅扩编的、冯玉祥的嫡系队，中级军官全宣布辞职。

见此光景，黎元洪也觉得非走不可了。但走也得有所署，首先是再打一个电报给直鲁豫巡阅使曹锟、副使吴佩孚，除了说明势愈益恶化以外，表示“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，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定，不容轻弃。两公畿辅官，保定尤近在咫尺，坐视不语，恐无以自解。应如何置，仍盼示”。

接着是召集一次“作战”会议，决定在走以后，宣布改组阁，准张绍曾辞职，阁总辞，除李源以外，其余亦都准辞。派留任的农商总李源兼任国务总理，并任命黎元洪的第一号心腹金永炎为陆军总，大有不惜与直系戈相见之势。不过，兵在哪里还不知。

除改组阁的四命令以外，另外还有三战斗意味很的命令，一是裁撤全国巡阅使、副使、督军、督理，全国军均陆军直接辖；一是声讨制造政变者；再有一是既以争取民心，亦以“开搅”的命令：“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，裁撤全国厘金。”

所谓“厘金”，是一货通过税。在明朝，国家税收以田赋为主。万历末年，外有清兵，有寇，军费支浩繁，都在田赋上动脑“加派”。到了崇祯年间，“加派”比正税超过几倍，谁有田谁倒霉，因此用拆字格咏“田”字的打油诗，是“昔为富之基，今为累字”。地方愿将受累的田送给公家，但公家只要钱，不要田，得地主、佃相率逃亡，田地荒废，而寇大增。明朝之亡，一半亡在这“加派”上。

因此，清朝对苛扰农民，足以亡国，引以为戒。康熙三十八年，特颁一上谕：永不加赋。清朝最重家法，雍正以后各朝，都能恪守祖训。乾隆好大喜功，六十年间有十次大征伐，军费都自国库，不曾在田赋上加派分文。

光末年，忧外患迫。咸丰即位之初，洪杨造反，席卷东南半，国库空虚，都靠各省统兵大员自己设法，但既不准加赋，这个法从何去想？于是有个叫钱江的幕友，主意打到商人上，想一个“厘金”的办法，货行销，逢关过卡，取极低的通过税。积少成多，得以支应浩繁的军费，成就戡的大业。但洪杨虽平，厘金并未取消；到了民国，仍然如此。加派病农，厘金病商，久成苛政。因此，黎元洪这命令，便成了德政。如能实现，当然可以争取民心。不过定在民国十四年起实施，等于提了一个换条件，起码要让他这个大总统当过年，才能实践他的诺言。否则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诺言就成了空支票。

话虽如此，继任的人因为有了他这句话，在厘金存废这个问题上，会现困难。所以说，这命令其实是“开搅”。

六月十三日上午，冯玉祥提了“最后通牒”：在十二小时以，发给欠饷三百万元，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，恕不负责。黎元洪看有被劫持之危，决定走。除了签发由李源副署的七命令以外，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，声明撤销辞职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。

“军警监视很严，如果不能顺利京，遭遇劫持，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。”李源提警告，“走一事，必须计万全。”

“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，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，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。”金永炎说，“我可以到上车之前，不让人知大总统的行踪，以后就难说了。”

“只要能上了火车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可是火车呢？路局会不知吗？”

“至少可以瞒一时。”金永炎说，“我有办法。”

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，说奉大总统之命，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，要一列专车。

这个大帽很用。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等车，并且告诉金永炎，随时可以发。

于是黎元洪决定了同行的人，包括新任陆军总金永炎、侍从武官、秘书、卫士及两名洋顾问，共计四十余人，但却没有他的“二太太”黎本危。

一直是“掌印夫人”的黎本危，派充了临时的“典玺官”。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的主意，万一大总统遭劫持，还有象征大总统权威的印玺在，依旧可以发号施令。所以决定将大小印信十五颗，由黎本危随携带，住法国医院。

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车，路局才知专车是如此用途，立刻通知通路政司，辗转报告国务院，秘书张廷锷随即查问：“大总统是不是将印信也带走了？”答复是：“不知，但印信已经不在了。”

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王承斌。等专车到达杨村，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杨以德，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。

“大总统怎么京了？”王承斌说，“事先该给我一个电话。”